从《云》开始--陈映真1980年的“社会主义”思考之文学分析

来源: www.shiekolong233.icu 作者:vicky 发布时间:2019-09-15 论文字数:44658字
论文编号: sb2019090110151127554 论文语言:中文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以发表于 1980 年 8 月的小说《云》为核心文本,通过小说叙述中被隐约“客体化”的作者和小说主人公之间的纠缠以及文本多处的“矛盾性成份”,分析陈映真本人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云》只是作为整体的陈映真思考的开始,它在政治和理论上的不平衡是在以后不间断的介入中完成。正如韦伯所说:如果你决定赞成某一立场,你就将侍奉这个神,同时,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1980 年陈映真从《云》开始,携负遥远的战歌,义无反顾的走向历史的深谷。

第一章:从“信仰”退却

第一节:张维杰的前史
笔者第一次阅读《云》时,对男主人公张维杰的前后变化颇为不解。何以这位“为了别人的苦痛,别人的轻重而生活的自己,变成了只顾着自己的,生活的奴隶”35?转变的过程在小说叙述的主体部分虽详细。但读来却隐隐感觉是叙述者的“阴谋”。似乎从小说全局看,精神导师艾森斯坦的无情背叛所暴露出的道德虚伪让张维杰失去了信仰的支柱,一怒之下愤然辞职,离开了华盛顿大楼。问题是,张维杰的“为他人”的价值观来自哪里?进入“华盛顿大楼”后,瓦解张维杰旧理想主义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仅仅是艾森斯坦的“背叛”,让这位出入资本社会的台湾土人一蹶不振?解答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先从张维杰的“辞职”谈起。“辞职”所具有的一瞬间的英雄主义情节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多次出现:詹奕宏面对美国上司猥琐傲慢的语态时,愤然离席;当黄静雄没有得到许诺中的职位,颇有骨气的辞职一天,并且暗下决心,重拾曾经的理想与追求;其中,最不安分的肉体恐怕是林德旺,但他也只能借被科学判了死刑的旧世界的神胡闹一通,在曾经的上司陈家齐怒喝下,“像绵羊似的,驯服的让门警和饭店经理押走。”36似乎,陈映真在《万商帝君》中给詹奕宏和黄静雄“英雄主义”一个隐喻性的结局:你们虽然离开,但你们终究会回来,只有这个巨大的体制不再需要你们,你们才能离开,或者说被抛弃(林德旺即如此)。否则,你们终究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内部或外围打转。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小说的“辞职”情节,其所代表的含义恐怕并非指向“觉醒”以及由此而来走“异路”的希望,辞职者也不可能全然忘却大楼这座“铁屋子”。“辞职”情节可能是陈映真在 1980 年给他笔下人物最合适的结局,但绝不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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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陈映真与张维杰——“信仰”的“颠倒”
也许陈映真并非急于为张维杰寻找什么出路。事实上,张维杰的前史和六零年代初的陈映真颇为相似,区别在于二者对接的历史现场不同,但都是在一种近乎被“启蒙”的状态下面对周遭的现实。所以,笔者前文聚焦张维杰两次理想的转换试图体味陈映真在小说叙述过程中按捺不住的自我投射。至少从形式上看,张维杰迷恋的“一切人的幸福!一切人的自由!一切人的正义!”53的“跨国性自由”理念的轰毁,多少印染了陈映真此刻的现实尴尬。也许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认为陈映真可以看作张维杰潜在的一面,或者说陈映真通过描写塑造张维杰事实上是对“信仰”本身的反思。
1980 年,陈映真除了要面对波云诡谲的台湾社会,还要面对另一个现实:大陆的“文革”。从 1950 年代末,他逐步接受了左翼理想,认可了“红色中国”。1968 年因幼稚的实践入狱。在狱中,他见到了真正的革命党人,但我们无从得知陈映真在狱中的细节:他和那些人交流过什么?他的思想发什么变化?他对“革命”的认识又和入狱前有什么不同?但从 1975 年他出狱后一系列的写作和社会实践可以看出,当年他坚持的理想并未动摇。直到 1979 年,陈映真的赤色理想遭到剧烈的震动,”文革”的“实相”,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大陆社会主义运动暴露出的“残酷”与“不义”,让曾经对中共深信不疑的陈映真错愕、困惑、以及陷入难以自拔的消沉。他从获得信仰到理想的一时幻灭,这个过程与他自己笔下的张维杰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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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阶级”退却

第一节:被隐藏的“阶级”
在小说《云》的第五部分,当张维杰拿着从中坜工场调研的,关于重组工会的意见给上司艾森斯坦过目后,美国老板把“太上皇”——麦迪逊远东区总裁麦博里的信递给张维杰,信的内容是提醒艾森斯坦,他的行为可能会触犯东方的传统禁忌。然而,信中一句话却含义模糊甚至歧义颇深:我不以为在没有明白而普遍的不安与不满的情况中,推翻目前的秩序——这秩序,特别从“跨国性自由”的价值加以衡量时,无疑是落后、愚蠢,甚至是残酷的——对于企业的结构,将带来重大的损失。
这句话在语义层面,所指空间是分裂的。表面上看是麦博里劝诫艾森斯坦谨慎行事,但是,麦博里的前半句话似乎缺少了两个明确的宾语:“我不以为在没有明白……”,麦博里以为的对象是谁?即麦博里在前半句话究竟是站在谁的角度?是“谁”没有搞明白?此外,“明白”什么?麦博里也没有说清楚,一句话中,缺失了两个涉及语义清晰的重要宾语,是因为叙述者节选书信的一节,失去了上下文的语境导致不知所云?亦或是陈映真故意“闪烁其词”,用“空白”表达某些“顾忌”。
2001年陈映真接受杨渡专访时谈道,因第二次被捕的催化,让他明白写作的抵抗意义。他把之前在《夏潮》工作的采访笔记小说化,就是后来的《云》,“一方面促使我公开我的想法,二方面促使我更注重形象艺术的表现”。正如陈映真在时隔二十年的采访中所说,他在《云》中,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笔者提出的这两点“空白”是否属于陈映真的想法之一呢?甚至这两点未言明的宾语,会不会是理解《云》中,工人运动的关键?在此,我们先撇开“艺术表现”,所要追问的是:面对曾经找过他的台湾底层的、弱势群体——女工,要表达的想法究竟是什么?然而,我们还先再退一步,先要明白,在他想表达自己想法前,1980年的台湾给他能够表达想法所设定的红线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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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现实主义”到“人与人之爱”
然而正如前文笔者的分析,虽然陈没有放弃“阶级”的视野,但是这个“阶级”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某种范畴的转移:从蒋光慈“短裤党”意义上的“样板”过渡为人性(主体性)的代表。
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陈映真不渝的信念。作家的写作必须要积极介入当时的社会,用文学的形式思考社会,和社会中关于人的内容。所以,在创作小说《云》,面对工人与阶级的复杂关系,陈映真首先立足于台湾社会现实中,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从大环境说“台湾的工人运动,向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都有一个规律,都要经过非常痛苦的阶段,付出非常大的代价”83,在台湾,亦是如此,“国民党总是跟资方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是全世界都一样”。而台湾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是“长期停留在经济斗争,只是为了面包、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去争取,即使如此,他们成功的机会很微小。”85所以,在小说《云》中,何大姐向张伟杰提出重组工会的原则,女工和原工会争夺的焦点,都停留在女工的工资待遇和福利等切实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在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和国民党国营经济向现代企业转变时难以改变的封建官僚性下,必然会面对复杂万端的历史阻碍。《云》里工人运动的失败,在陈映真看来,是符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历史必然。
但是,紧接着现实性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将被抛出:怎么办?现实主义创作毕竟不是对现实的文字呈现和平面审美。它需要作者把现实用文学的形式整合成一种能动性的思考,甚至是问题的“答案”也不为过。因此,当陈映真面对台湾工人运动“如此的现状”,他创作小说《云》时,必须要给自己找到一个精神上的、思考上的出路。何大姐和小文他们的理想和行动失败了,但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办?是像何大姐或者赵公子一样,失败了,离开,为了生计辗转于不同的工场,还是像小文用陈映真自己反思的方式——写作,作为抵抗的唯一出路。亦或是用能替代“阶级”的东西把零散于跨国公司的工人重新聚合,继续斗争。陈映真自己,可能也处于巨大的困惑中:他们虽然失败,我觉的正义还是在他们这一方面,表面上的成功和失败不能断定他道义上的成功和失败,反抗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是道德,那不是宗教里面的个人正义,而是非常尖锐的是非问题,是人对待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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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中国”退却 ......................................... 50
第一节:为什么是宋老板 ........................................ 50
第二节:作为“潮流”的民主 .................................... 53
第三节:起源于 1960 年代的陈映真的“民主” ..................... 58
第四节:开始消失的“中国” .................................... 68

第三章:从“中国”退却

第一节:为什么是宋老板
在小说《云》中,艾森斯坦的宏伟构想,张维杰的兢兢业业,女工们的奔走串联,原本得到高层支持的改革,看似会终得善果,就连识遍了公司欺诈手段,工运经验丰富的何大姐都相信“有总经理主持公道,这次你们应该再不会吃亏了”113。然而,改革最终还是被扼杀了。凶手不是从美国来的新殖民者——艾森斯坦。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宋老板。他是台湾麦迪逊公司的执行经理,“权位介乎于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之间”。虽然不是一把手,但他背景强硬,与美国麦迪逊总公司位高权重的董事长派特内私交甚好。因此,当艾森斯坦执意推行自己的理念时,难免与宋老板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以至于麦迪逊远东区总裁发来电报,批评艾森斯坦不懂东方的禁忌。所以,宋老板可以凭借自身的人脉关系,公然反对,甚至破坏艾森斯坦推行的新公会运动。即便艾森斯坦知道事情真相,也只能英雄气短的骂两句“这下流的老头”。
然而,一些超出文本,但耐人寻味的假设浮现于笔者脑海中。假如没有宋老板的破坏,或者宋老板没有那么强硬的背景,艾森斯坦的“民主”工会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实现?假如“民主”工会实现了,小说的结局会是什么?假如以上两个假设成立,那么,艾森斯坦的“跨国公司理念”的欺骗性又在哪里呢?小说结尾,当张维杰听到艾森斯坦“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他感到“疲倦、眩晕”,甚至写下了一语双关的辞职信:very sick—恶心至极,他是否想到,工运流产的关键阻碍是宋老板,这个与他生活在同一块土地的自己人。虽然宋老板的干涉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跨国公司的虚伪,但陈映真为何不从跨国公司内部着手,而是让一个极端“中国化“的形象做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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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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